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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文化]蒲学研究-[真]与[雅]：蒲松龄的人生美学
作为中国文言小说既空前又绝后的存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仅在反映生活的深广度、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上，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楷模，而且他的美学见解也可以说是唐入小说以来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总结，达到了中国文人小说美学的最高成就。认真研究他的创作，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作者的道德价值观，即他的人生美学。
聪明、智慧、纯朴、善良、忠义等普遍意义上的人格美，蒲松龄当然是肯定的、歌颂的，然而遍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我们便可以发现，作者所极力标举的却是人的“真”与“雅”。
以真为美，真就是美，蒲松龄的这一美学见解形象地表述在他的一系列作品当中。
具有真心、真性、真情的所谓“真人”，是被蒲松龄极力讴歌、赞美的，那何为“真人”?我们不妨从反面看看被作者鞭挞、嘲讽的对象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曹操，这位“古今第一奸雄”，可以说是作者最痛恨的历史人物了，不仅在《聊斋诗集》中直接表达他的憎恶：“自加还自让，情态一何丑！……当时不自哀，干载令人呕。”更在《聊斋志异》中多次让他在阴间遭受酷刑，在阳世变狗，累劫不复，甚至在《快曲》里竟干脆让张飞杀了他，“一矛快千古”，痛恶之情无以复加。原因何在?作者直接回答：他太奸诈了。再看《考弊司》中被作者用尖刻辛辣的语言激烈嘲骂的司主虚肚鬼王，以下属皆要割取髀肉为“成例”，然而却高挂两块大书“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招牌，贪酷而又虚伪，一副假道学面孔。因此作者便借阎罗之手，“罚令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奸诈、狡猾、贪酷、虚伪，有悖人性的人，是人所不齿的。同样那些见钱眼开的卑俗之人，薄情寡义的无德之人，言行不一的市侩小人，都是作者嘲笑、批判的对象．至于贪官、酷吏、豪绅、地痞、恶棍、无耻文人等等，就更是如此。总之，凡是丧失了人性的家伙，作者统统予以无情的揭露、愤怒的鞭挞、辛辣的嘲讽，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与此相反，作者所极力颂扬的正面主人公则是那些痴人、狂人、情人、侠义之人、嗜癖之人，而这些人才是真人，以其存有真性情也。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痴人”群象。《阿宝》中的孙子楚，《连成》中的乔大年，《婴宁》中的王子服，《瑞云》中的贺生，《葛巾》中的常大用，《黄英》中的马子才，《书痴》中的郎玉柱，《石清虚》中的邢云飞，等等。他们有的是“情痴”，有的是“花痴”，有的是“书痴”，有的是“石痴”。这些人往往由于其死心眼的性情，而做出了逸出常轨的举动。为了情，孙子楚可以“自断其指”，即使“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也在所不惜；为了情，乔大年可以自割胸肉，当情人死后，他竟然“一痛而绝”；为了情，常大用不惜自饮鸩汤；邢云飞可以为石头减命；而郎玉柱则“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用世俗的眼光看来，他们的行为往往显得耽迷不悟、愚蠢可笑，或者给人玩物丧志之感。然而蒲松龄却以十二分的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且看《阿宝》篇后的“异史氏曰”：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且如粉花荡产，卢雉倾家，顾痴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彼孙子何痴乎!
与世故、圆猾、伪善、工于心计者较，他们纯粹无垢、不伪不诈，是一些远离尘世、天真纯洁、不懂世务因而也保持着纯真性情的“真人”。也就是这样的男子，才配与美女发生浪漫的爱情故事，而美女也最终以情相报；也就是这等痴人，珍石才会显现它们的灵异，鲜花也才会为他们而荣枯、而生死。
再看婴宁、花姑子、霍桓等少男少女，他们天真烂漫，童心犹存，稚气未脱，秀外慧中，在看似不谙世事的言行中，实则表现出不受世俗污染的纯真品性。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那些儒学先师们为妇女规定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除了“三从四德”之外，其性格也必须“幽闲贞静”：感情不能放纵，行动不得放肆，说话不可高声，连笑也不能露齿，否则就不算是“淑女”“闺秀”。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之下，中国女性的心灵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造成了无数令人痛心、令人扼腕的悲剧。可是崇尚自由，追求解放，毕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蒲松龄便塑造了这样一个敢于和封建礼教相对抗，对一切世俗的羁绊视若无物的典型——婴宁。她成天大笑不止，以至于不能俯仰，她敢于爬树，甚至于将“宴私”之情向人公开。这一看似痴憨的人物，却是作者心仪的理想典型。作者在文后的“异史氏曰”中评论说：合欢、忘忧，在笑声中黯然失色；而解语花，更嫌其作态，并直称其为“我婴宁”。显然，作者歌颂的也正是她的赤子之心和纯朴开朗的性格。她不作态，不矫揉，不役于物，不顾忌男女之大防。在她的心中不存在什么伦常秩序、等级限制、礼教防闲，更不存在什么笑不露齿的闺训。在她身上直接体现的是人的纯真无邪的天性，她是一个“真人”。作者是把她作为一个美的榜样标举出来的。诚然，这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典型，然而我们不是可以洞见作者的人生美学吗?
花姑子，这位“芳容韶齿，殆类天仙”的少女，“发蓬蓬许，裁如婴儿”，其父命她煨酒，她却“萄心插紫姑”，贪玩而致令酒沸，显得稚气未脱。然而对于安幼舆却一往情深，舍生忘死予以保护。“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恝”，作者也不禁赞叹：“仙乎!仙乎!”。还有霍桓，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母亲溺爱，禁不出户，十三岁还不能辨别叔伯甥舅，少不更事。可是当他爱上青娥之后，却用仙人给他的小铲凿通墙壁来到了青娥的卧室，和青娥同睡一床。逾墙凿穴，和情人相会，本是古代恋人的惯技，在小说中几乎成了俗滥的情节。然而蒲松龄笔下的总角书生在钻穴进去之后怎样了呢?“轻解双履，悄然登榻……遂潜伏绣褶之侧，略闻香息，心愿窃慰……少一合眸，不觉睡去。”钻穴相从成了孩子气的游戏，简直和男欢女爱丝毫不搭界!被人唤醒之后，“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惧”。在他的心中，“穴墙则美人可见，而不知其非法也”纯粹是一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花姑子、霍桓身上，作者所表现的同样是纯朴天真的人性美。他们有一颗未被世俗污染的纯朴的心，一个纯真的灵魂。在他们身上同样寄托着作者对于“真人”的追求。
蒲松龄是这样地喜爱真，不遗余力地赞美真、表彰真，是否可以说只是真就好，或越痴憨、越孩子气越好呢?纵观他的一系列“真人”形象我们便可发现，他笔下的“真人”，除天真无邪、纯粹不垢之外，还具有另一特征，这便是“雅”。试看那些“痴人”，他们“痴情”，然而却也是十足的痴于情，同“淫”与“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孙子楚“或值座有歌妓，则必遥望却走。或知其然，诱之来，使妓狎逼之，则放颜彻颈，汗珠珠下滴”。郎玉柱痴于书，邢云飞痴于石，这虽是一种癖嗜，却也是“雅癖”，毫无贪欲私心，是纯真无邪的嗜好。同那些淫棍、赌棍是绝然不同的。他们是雅士，他们的痴绝非与傻同义。请看作者对他们出场时的介绍——“粤西孙子楚，名士也”；王子服“早孤，绝惠。十四入泮”；安幼舆“陕之拔贡生，为人挥霍好义”；余杭贺生“才名夙著”；乔大年“少负才名……”为人有肝胆”。他们是“真人”，也是“雅人”。
那是否可以说凡是读书人就是“雅人”呢?蒲松龄同样用形象告诉了我们答案。《苗生》篇中，当一帮酸腐秀才半醉半醒，“互诵闱中作，迭相赞赏”时，作者便让苗生“立化为虎，扑杀诸客”。《雨钱》一文说，一自称狐仙的老翁因慕某秀才高雅，而来和他结交，相与评驳古今，秀才竟提出要求：“君爱我良厚，顾我贫若此，君但一举手，金钱宜可立致。何不小周给?”期望因遇狐而发财，作者便借老翁之口予以痛斥：“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而《司文郎》中对为人倨傲而又刻薄少礼的余杭生，作者更是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可见并非读书人就是“雅人”，在蒲松龄的人生字典里，既有对“真”的注解，又有对“雅”的阐释。
在《聊斋志异》中，那些真正为作者、也为读者所喜爱的人物，未必都是金榜题名者，也未必都是学富五车者，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俗人——商人，甚至是“妖”，但他们总是清如莲蕊，其行为和表现散发着古代文化的翰墨之香。“儒雅”是这些人物之所以魅力无穷的重要原因。
且看公孙九娘，这位屈死的冤魂，沉冤地下十年，当她追忆往事时，只是口占两绝：“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再看翩翩，当她面对佳儿佳妇，心满意足之时，便扣钗而歌：“我有佳儿，不羡贵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纨。今夕聚首，皆当喜欢。为君行酒，劝君加餐”淡泊而高雅。林四娘，同样是一位书卷气很浓的形象。她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其诗“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令人九曲回肠；她是一位诗评家，“评骘诗词，瑕辄疵之；至好句，则曼声娇吟，意绪风流，使人忘倦”；她懂音律，“辄能剖悉宫商”；她工于度曲，“唱伊凉之调，其声哀婉”，能令听者酸恻流涕，在她的身上体现了深厚的文化修养。与她类似的还有连锁，同样爱吟诗，擅书法，通音律，深具雅士风采。而慕生和白秋练，更是天生雅骨，他们的爱是以诗为媒介的，同时又是以诗来维持的。在他们那里，诗就是爱，甚至就是生命。白秋练的爱慕是由于慕生的吟诗，女方相思成疾后男方一吟诗她便霍然病除，慕生相思成疾后一听女方吟诗也便神情立爽，既而沉疴尽失。作为鱼妖的白秋练因水罄而死时也能靠慕生每天三餐似地吟诗三遍保持不朽，进而得以遇水重生。．这简直是雅到极处。另外象《宦娘》、《田子成》、《鸦鸟》、《娇娜》、《庚娘》、《绿衣女》等等，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浑身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使人感到他们从骨子里，就有一种雅致。
当然不是说只有善诗书、懂音律者才显得雅，在《黄英》、《仙人岛》、《荷花三娘子》、《西湖主》、《葛巾》等描写爱情的篇章中，同样散发着浓郁的诗意，虽然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并不吟诗也不操琴。黄英姊弟本为菊精，他们种菊贩菊，以菊谋生，在常人眼里，正如马子才所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但他们却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在他们看来，只要内心清明，哪怕从事的是唐突东篱的贩菊之业，也仍是清高的。他们丰姿洒落，谈言骚雅，做为马子才的妻子和朋友，待人既真诚而又超脱，幽默而又不伤人。恋人之间柔情似水而又优雅，这同样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真”而“雅”的人物，从中很可看出作者的人生理想。另外象《聂小倩》中的宁采臣，见黄金而不贪，见女色而不惑，廉正之气凛然；《张鸿渐》中的张鸿渐忠厚、正直、善良，风度儒雅；《青凤》中的耿去病与鬼对视，“鬼渐而去”，狂态如画；《罗刹海市》中的马骥，才如春华，文似绣虎……在这些人物身上，“真”与“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耿直而不乏聪慧，真纯而不失清雅。
视“真”与“雅”为人生至境，这一美学思想与蒲松龄自己的性格特征及当时的时代有什么关系呢?
蒲松龄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塾师，在科场上虽屡试屡败，然而却在十九岁时就以县、府、道三个第一的成绩考中了秀才，“文名藉藉诸生间”，有才学亦有才名。在他的性格当中，清傲、孤高、愤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与他笔下的那些“真人”有着相通的地方。张元在《柳泉先生墓表》中就说他“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他一生郁郁不得志，恐怕与他的这种癖性不无关系。他也是一个“痴人”，“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他同样是一位“情痴”，但却是痴情于小说创作，即使当朋友们劝他“聊斋且莫竟空谈”，而“稍一敛才攻苦”时，他仍然表示“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终生不懈于功名追求的蒲松龄，面对科场和创作的矛盾时，仍然是小说创作的思想占了上风，“痴情唯我谅，狂态恃君知”。蒲松龄性格的“真”还表现在他对人的态度上，即使是好友、显贵，但对他们的劣行却是直言不讳，丝毫不留情面。当任高官的孙蕙的族人利用孙蕙的势万横行乡里时，他立即写信给孙蕙，希望他“收敛族人”，不要“居乡而有赫赫名”；当得知王鹿瞻的父亲被儿媳妇逐出家门，“弥留旅邸”之时，立即通知王鹿瞻，希望他不要听任“狮吼之逐翁”，并表示“至爱者不能为兄讳矣”。即使到了晚年，当康利贞利用淄川漕粮经承的便利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搞得民怨沸腾时，他毅然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为民请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同他小说中的许多刚直之士一样，“骨骾在喉，不吐不快”，性情然也。
蒲松龄又是深具名士风度的知识分子，虽然一生贫困，精神苦闷，但并不沉沦，而是乐观旷达，诙谐幽默。即使在“瓮中儋石已无多”之时也仍然如此。请看他的《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我央你离了我的门，不怪你弃旧迎新”。并再拟《穷神答文》，其语言俱是风趣幽默，读了使人忍俊不禁。从此即可见作者性格的另一方面。
做“真人”，具“雅情”，既是蒲松龄的人生理想，也是他的性格特征。而这种人生美学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思想文化思潮密节相关。正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那样：“所有不属于我们这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中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来就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对待蒲松龄和他的创作，我们正需要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和文化中去进行分析研究，才更可以看出他的有别于前人。与志怪小说多与时代无涉的情况不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反映在作品中的他的人生美学更是如此。
明清之际，针对“去人欲，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就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李贽就痛骂那些大讲“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家们，都是一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戴震更指出理学家“以理杀人”比残暴的官吏“以法杀人”更毒辣，他的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倾向。李贽提倡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与此相应，许多杰出的作家亦在创作上实践这一理论。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塑造了一个“梦而死，死而生”的叛逆少女杜丽娘的形象，冯梦龙等更是在通俗文学创作上“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三言”“二拍”中的许多作品，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就塑造了一些保持着纯真品性的“情痴”、“花痴”形象，用“真情”、“真人”来反对虚伪“假人”。清人潘德舆说：“文章之道，传真不传伪”(《养一斋诗话》)黄子云也在《野鸿诗韵》中说“不真，不新，不朴，不雅，不浑，不可与言诗”。蒲松龄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时代背景之下，“用传奇法以志怪”(鲁迅语)塑造了一系列纯真不俗的人物形象，并将他们作为理想的典型给予了热情赞扬。
正因为既反映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又体现着时代的心声；既是典型的文人创作，又抒写着普通百姓的命运，就使得《聊斋志异》成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典范，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聪明、智慧、纯朴、善良、忠义等普遍意义上的人格美，蒲松龄当然是肯定的、歌颂的，然而遍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我们便可以发现，作者所极力标举的却是人的“真”与“雅”。
以真为美，真就是美，蒲松龄的这一美学见解形象地表述在他的一系列作品当中。
具有真心、真性、真情的所谓“真人”，是被蒲松龄极力讴歌、赞美的，那何为“真人”?我们不妨从反面看看被作者鞭挞、嘲讽的对象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曹操，这位“古今第一奸雄”，可以说是作者最痛恨的历史人物了，不仅在《聊斋诗集》中直接表达他的憎恶：“自加还自让，情态一何丑！……当时不自哀，干载令人呕。”更在《聊斋志异》中多次让他在阴间遭受酷刑，在阳世变狗，累劫不复，甚至在《快曲》里竟干脆让张飞杀了他，“一矛快千古”，痛恶之情无以复加。原因何在?作者直接回答：他太奸诈了。再看《考弊司》中被作者用尖刻辛辣的语言激烈嘲骂的司主虚肚鬼王，以下属皆要割取髀肉为“成例”，然而却高挂两块大书“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招牌，贪酷而又虚伪，一副假道学面孔。因此作者便借阎罗之手，“罚令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奸诈、狡猾、贪酷、虚伪，有悖人性的人，是人所不齿的。同样那些见钱眼开的卑俗之人，薄情寡义的无德之人，言行不一的市侩小人，都是作者嘲笑、批判的对象．至于贪官、酷吏、豪绅、地痞、恶棍、无耻文人等等，就更是如此。总之，凡是丧失了人性的家伙，作者统统予以无情的揭露、愤怒的鞭挞、辛辣的嘲讽，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与此相反，作者所极力颂扬的正面主人公则是那些痴人、狂人、情人、侠义之人、嗜癖之人，而这些人才是真人，以其存有真性情也。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痴人”群象。《阿宝》中的孙子楚，《连成》中的乔大年，《婴宁》中的王子服，《瑞云》中的贺生，《葛巾》中的常大用，《黄英》中的马子才，《书痴》中的郎玉柱，《石清虚》中的邢云飞，等等。他们有的是“情痴”，有的是“花痴”，有的是“书痴”，有的是“石痴”。这些人往往由于其死心眼的性情，而做出了逸出常轨的举动。为了情，孙子楚可以“自断其指”，即使“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也在所不惜；为了情，乔大年可以自割胸肉，当情人死后，他竟然“一痛而绝”；为了情，常大用不惜自饮鸩汤；邢云飞可以为石头减命；而郎玉柱则“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用世俗的眼光看来，他们的行为往往显得耽迷不悟、愚蠢可笑，或者给人玩物丧志之感。然而蒲松龄却以十二分的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且看《阿宝》篇后的“异史氏曰”：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且如粉花荡产，卢雉倾家，顾痴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彼孙子何痴乎!
与世故、圆猾、伪善、工于心计者较，他们纯粹无垢、不伪不诈，是一些远离尘世、天真纯洁、不懂世务因而也保持着纯真性情的“真人”。也就是这样的男子，才配与美女发生浪漫的爱情故事，而美女也最终以情相报；也就是这等痴人，珍石才会显现它们的灵异，鲜花也才会为他们而荣枯、而生死。
再看婴宁、花姑子、霍桓等少男少女，他们天真烂漫，童心犹存，稚气未脱，秀外慧中，在看似不谙世事的言行中，实则表现出不受世俗污染的纯真品性。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那些儒学先师们为妇女规定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除了“三从四德”之外，其性格也必须“幽闲贞静”：感情不能放纵，行动不得放肆，说话不可高声，连笑也不能露齿，否则就不算是“淑女”“闺秀”。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之下，中国女性的心灵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造成了无数令人痛心、令人扼腕的悲剧。可是崇尚自由，追求解放，毕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蒲松龄便塑造了这样一个敢于和封建礼教相对抗，对一切世俗的羁绊视若无物的典型——婴宁。她成天大笑不止，以至于不能俯仰，她敢于爬树，甚至于将“宴私”之情向人公开。这一看似痴憨的人物，却是作者心仪的理想典型。作者在文后的“异史氏曰”中评论说：合欢、忘忧，在笑声中黯然失色；而解语花，更嫌其作态，并直称其为“我婴宁”。显然，作者歌颂的也正是她的赤子之心和纯朴开朗的性格。她不作态，不矫揉，不役于物，不顾忌男女之大防。在她的心中不存在什么伦常秩序、等级限制、礼教防闲，更不存在什么笑不露齿的闺训。在她身上直接体现的是人的纯真无邪的天性，她是一个“真人”。作者是把她作为一个美的榜样标举出来的。诚然，这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典型，然而我们不是可以洞见作者的人生美学吗?
花姑子，这位“芳容韶齿，殆类天仙”的少女，“发蓬蓬许，裁如婴儿”，其父命她煨酒，她却“萄心插紫姑”，贪玩而致令酒沸，显得稚气未脱。然而对于安幼舆却一往情深，舍生忘死予以保护。“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恝”，作者也不禁赞叹：“仙乎!仙乎!”。还有霍桓，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母亲溺爱，禁不出户，十三岁还不能辨别叔伯甥舅，少不更事。可是当他爱上青娥之后，却用仙人给他的小铲凿通墙壁来到了青娥的卧室，和青娥同睡一床。逾墙凿穴，和情人相会，本是古代恋人的惯技，在小说中几乎成了俗滥的情节。然而蒲松龄笔下的总角书生在钻穴进去之后怎样了呢?“轻解双履，悄然登榻……遂潜伏绣褶之侧，略闻香息，心愿窃慰……少一合眸，不觉睡去。”钻穴相从成了孩子气的游戏，简直和男欢女爱丝毫不搭界!被人唤醒之后，“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惧”。在他的心中，“穴墙则美人可见，而不知其非法也”纯粹是一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花姑子、霍桓身上，作者所表现的同样是纯朴天真的人性美。他们有一颗未被世俗污染的纯朴的心，一个纯真的灵魂。在他们身上同样寄托着作者对于“真人”的追求。
蒲松龄是这样地喜爱真，不遗余力地赞美真、表彰真，是否可以说只是真就好，或越痴憨、越孩子气越好呢?纵观他的一系列“真人”形象我们便可发现，他笔下的“真人”，除天真无邪、纯粹不垢之外，还具有另一特征，这便是“雅”。试看那些“痴人”，他们“痴情”，然而却也是十足的痴于情，同“淫”与“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孙子楚“或值座有歌妓，则必遥望却走。或知其然，诱之来，使妓狎逼之，则放颜彻颈，汗珠珠下滴”。郎玉柱痴于书，邢云飞痴于石，这虽是一种癖嗜，却也是“雅癖”，毫无贪欲私心，是纯真无邪的嗜好。同那些淫棍、赌棍是绝然不同的。他们是雅士，他们的痴绝非与傻同义。请看作者对他们出场时的介绍——“粤西孙子楚，名士也”；王子服“早孤，绝惠。十四入泮”；安幼舆“陕之拔贡生，为人挥霍好义”；余杭贺生“才名夙著”；乔大年“少负才名……”为人有肝胆”。他们是“真人”，也是“雅人”。
那是否可以说凡是读书人就是“雅人”呢?蒲松龄同样用形象告诉了我们答案。《苗生》篇中，当一帮酸腐秀才半醉半醒，“互诵闱中作，迭相赞赏”时，作者便让苗生“立化为虎，扑杀诸客”。《雨钱》一文说，一自称狐仙的老翁因慕某秀才高雅，而来和他结交，相与评驳古今，秀才竟提出要求：“君爱我良厚，顾我贫若此，君但一举手，金钱宜可立致。何不小周给?”期望因遇狐而发财，作者便借老翁之口予以痛斥：“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而《司文郎》中对为人倨傲而又刻薄少礼的余杭生，作者更是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可见并非读书人就是“雅人”，在蒲松龄的人生字典里，既有对“真”的注解，又有对“雅”的阐释。
在《聊斋志异》中，那些真正为作者、也为读者所喜爱的人物，未必都是金榜题名者，也未必都是学富五车者，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俗人——商人，甚至是“妖”，但他们总是清如莲蕊，其行为和表现散发着古代文化的翰墨之香。“儒雅”是这些人物之所以魅力无穷的重要原因。
且看公孙九娘，这位屈死的冤魂，沉冤地下十年，当她追忆往事时，只是口占两绝：“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再看翩翩，当她面对佳儿佳妇，心满意足之时，便扣钗而歌：“我有佳儿，不羡贵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纨。今夕聚首，皆当喜欢。为君行酒，劝君加餐”淡泊而高雅。林四娘，同样是一位书卷气很浓的形象。她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其诗“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令人九曲回肠；她是一位诗评家，“评骘诗词，瑕辄疵之；至好句，则曼声娇吟，意绪风流，使人忘倦”；她懂音律，“辄能剖悉宫商”；她工于度曲，“唱伊凉之调，其声哀婉”，能令听者酸恻流涕，在她的身上体现了深厚的文化修养。与她类似的还有连锁，同样爱吟诗，擅书法，通音律，深具雅士风采。而慕生和白秋练，更是天生雅骨，他们的爱是以诗为媒介的，同时又是以诗来维持的。在他们那里，诗就是爱，甚至就是生命。白秋练的爱慕是由于慕生的吟诗，女方相思成疾后男方一吟诗她便霍然病除，慕生相思成疾后一听女方吟诗也便神情立爽，既而沉疴尽失。作为鱼妖的白秋练因水罄而死时也能靠慕生每天三餐似地吟诗三遍保持不朽，进而得以遇水重生。．这简直是雅到极处。另外象《宦娘》、《田子成》、《鸦鸟》、《娇娜》、《庚娘》、《绿衣女》等等，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浑身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使人感到他们从骨子里，就有一种雅致。
当然不是说只有善诗书、懂音律者才显得雅，在《黄英》、《仙人岛》、《荷花三娘子》、《西湖主》、《葛巾》等描写爱情的篇章中，同样散发着浓郁的诗意，虽然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并不吟诗也不操琴。黄英姊弟本为菊精，他们种菊贩菊，以菊谋生，在常人眼里，正如马子才所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但他们却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在他们看来，只要内心清明，哪怕从事的是唐突东篱的贩菊之业，也仍是清高的。他们丰姿洒落，谈言骚雅，做为马子才的妻子和朋友，待人既真诚而又超脱，幽默而又不伤人。恋人之间柔情似水而又优雅，这同样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真”而“雅”的人物，从中很可看出作者的人生理想。另外象《聂小倩》中的宁采臣，见黄金而不贪，见女色而不惑，廉正之气凛然；《张鸿渐》中的张鸿渐忠厚、正直、善良，风度儒雅；《青凤》中的耿去病与鬼对视，“鬼渐而去”，狂态如画；《罗刹海市》中的马骥，才如春华，文似绣虎……在这些人物身上，“真”与“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耿直而不乏聪慧，真纯而不失清雅。
视“真”与“雅”为人生至境，这一美学思想与蒲松龄自己的性格特征及当时的时代有什么关系呢?
蒲松龄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塾师，在科场上虽屡试屡败，然而却在十九岁时就以县、府、道三个第一的成绩考中了秀才，“文名藉藉诸生间”，有才学亦有才名。在他的性格当中，清傲、孤高、愤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与他笔下的那些“真人”有着相通的地方。张元在《柳泉先生墓表》中就说他“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他一生郁郁不得志，恐怕与他的这种癖性不无关系。他也是一个“痴人”，“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他同样是一位“情痴”，但却是痴情于小说创作，即使当朋友们劝他“聊斋且莫竟空谈”，而“稍一敛才攻苦”时，他仍然表示“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终生不懈于功名追求的蒲松龄，面对科场和创作的矛盾时，仍然是小说创作的思想占了上风，“痴情唯我谅，狂态恃君知”。蒲松龄性格的“真”还表现在他对人的态度上，即使是好友、显贵，但对他们的劣行却是直言不讳，丝毫不留情面。当任高官的孙蕙的族人利用孙蕙的势万横行乡里时，他立即写信给孙蕙，希望他“收敛族人”，不要“居乡而有赫赫名”；当得知王鹿瞻的父亲被儿媳妇逐出家门，“弥留旅邸”之时，立即通知王鹿瞻，希望他不要听任“狮吼之逐翁”，并表示“至爱者不能为兄讳矣”。即使到了晚年，当康利贞利用淄川漕粮经承的便利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搞得民怨沸腾时，他毅然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为民请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同他小说中的许多刚直之士一样，“骨骾在喉，不吐不快”，性情然也。
蒲松龄又是深具名士风度的知识分子，虽然一生贫困，精神苦闷，但并不沉沦，而是乐观旷达，诙谐幽默。即使在“瓮中儋石已无多”之时也仍然如此。请看他的《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我央你离了我的门，不怪你弃旧迎新”。并再拟《穷神答文》，其语言俱是风趣幽默，读了使人忍俊不禁。从此即可见作者性格的另一方面。
做“真人”，具“雅情”，既是蒲松龄的人生理想，也是他的性格特征。而这种人生美学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思想文化思潮密节相关。正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那样：“所有不属于我们这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中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来就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对待蒲松龄和他的创作，我们正需要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和文化中去进行分析研究，才更可以看出他的有别于前人。与志怪小说多与时代无涉的情况不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反映在作品中的他的人生美学更是如此。
明清之际，针对“去人欲，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就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李贽就痛骂那些大讲“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家们，都是一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戴震更指出理学家“以理杀人”比残暴的官吏“以法杀人”更毒辣，他的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倾向。李贽提倡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与此相应，许多杰出的作家亦在创作上实践这一理论。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塑造了一个“梦而死，死而生”的叛逆少女杜丽娘的形象，冯梦龙等更是在通俗文学创作上“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三言”“二拍”中的许多作品，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就塑造了一些保持着纯真品性的“情痴”、“花痴”形象，用“真情”、“真人”来反对虚伪“假人”。清人潘德舆说：“文章之道，传真不传伪”(《养一斋诗话》)黄子云也在《野鸿诗韵》中说“不真，不新，不朴，不雅，不浑，不可与言诗”。蒲松龄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时代背景之下，“用传奇法以志怪”(鲁迅语)塑造了一系列纯真不俗的人物形象，并将他们作为理想的典型给予了热情赞扬。
正因为既反映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又体现着时代的心声；既是典型的文人创作，又抒写着普通百姓的命运，就使得《聊斋志异》成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典范，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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